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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專欄
《浙江民建》
慶祝改革開放40年征文選登
改革開放改變人生
發布時間:2019-01-11 15:10:04
|
作者: 傅利達
改革開放的40年,祖國發生了巨變,變得富強而美麗。處于那個時代的每個家庭與個人也因此而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變化。祖國的變化,大家都看在眼里。個人與家庭的變化,可就各不相同了。
在此,我就寫寫因改革開放而改變了人生的兩個人。一個是我自己,一個是我的恩師。
先寫自己。
1978年12月,應是“改革開放”的起點。那時,我還是一名知青,正在邊務農邊準備復習迎高考。經歷了十年文革,剛剛恢復高考,知青可以參加。1974年5月,我于蕭山中學高中畢業,作為家中長子的我只有一條出路,就是響應號召,到農村廣闊天地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此,我們不評判“知青下鄉”的歷史功過。只是,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的青少年落戶到了農村,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就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扎根農村一輩子。涉世甚淺的我們并不明白艱苦的人生才剛剛開始。插隊落戶的日子肯定是清苦的,不想在此多費筆墨。那時城鎮的物資供應皆是憑票供應,農村戶口的知青不發放票證。那年代,豬油醬油拌飯,就是我們知青點幾個兄弟姐妹的大美食。文化生活的貧乏更是當時知青生活的痛點。四書五經,唐詩宋詞,以及國內外經典名著,基本上都被定性為封資修的禁書。沒書讀,偶得禁書一二,也不敢公開閱讀。處于求知旺盛期的我們很是饑渴,內心苦嘆,這輩子完了!艱苦的勞作,物質與精神的雙貧乏,以及對個人前途的迷茫未知,就是我們知青生活的真實寫照。
是改革開放,給我們一代知青提供了求學深造,返城求職等改變命運的機會與通道。它確實也改變了我的命運,我因此獲得了返城的工作機會,也獲得了通過高考求學的機會,知識改變了我的人生。至少,改變了我原本只能種地養雞的農夫人生。這也并不是說“種地養雞”不好,只是,作為生命個體的我,我覺得我的人生應該有更多的作為。1979年10月,我被“抽”上來,進入某國企工作,后又努力復習迎考,脫產三年帶薪讀書,經濟專業大專畢業。奠定了我今后幾十年從事不同行業職業生涯的知識基礎。如果,不是遇到改革開放,我或許就是個蓋間土屋找個媳婦生兩娃的農夫。
改革開放讓我的政治生命也得以升華。1989年,我光榮的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如今也將是有30年會齡的民建老會員了。加入民建,讓我有如家的感覺。民建人可親可敬,在各自的工作崗位或領域里都有不同的建樹與成績。我也一樣,一直在盡職盡力的做好本職工作。加入民建,讓我更有了一種社會責任感,積極參政議政,盡自己的微力,反映一些社情民意,發表自己的意見建議,并積極參加民建組織的各類活動。加入民建,讓我在工作與生活中更具有自我約束力。因為,我是民建會員,我的一言一行不能給組織抹黑。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對我人生軌跡的影響是光明正向且深遠巨大的。感謝改革開放的40年!
再來寫寫恩師徐守源。
徐老師是我在蕭山中學高復班時的歷史課教師。當時全國恢復高考時間不長,各科師資相當缺乏,所以,蕭中想方設法從周邊地方尋找優秀教師,徐老師就是當時的校領導“五顧茅蘆”與紅山農場領導協商“借”來的。徐老師當時還是“在管右派分子”,仍在農場勞動改造。徐老師當時不到六十歲,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藹的師長,他說普通話標準而有磁性,使他的課更有吸引力。他精通英文、法文和歷史,曾在上海、北京的著名中學執教,由于“出言不慎”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他是帶著手拷,被公安人員押送到蕭山“五七農場”(現紅山農場)執行勞動改造的。從此,住草舍,干苦活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課。右派當然是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每每有噴灑農藥之類的險活也要指定他干,火熱的太陽下沒有口罩等防護,照樣要被派去噴灑劇毒農藥。一次,當徐老師對我們全班同學談起這些往事時,熱淚盈眶,心情沉重。他對我們說:他的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學、朋友,有的不堪沉重的精神、勞作壓力,因病去逝了;有的實在難忍非人待遇,以自殺告別了人間。但他卻始終要求自己堅強、忍耐、豁達、樂觀,堅信總有一天會云開霧散。所以,他活了下來。他對我們說:苦難也是一種財富。只要想得明白,就會讓你看清事理、增長經驗、學會做人、熱愛生活。
徐老師常說,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學習歷史,就要從歷史中汲取營養。徐老師來蕭中后負責教兩個理科班的英語,兩個文科班的歷史。記得他來我們班上第一堂課時,已是深秋季節。他微笑著走進教室,脫下那頂深藍色的呢帽子輕輕地放到講臺上,并向全體同學鞠了一躬說:同學們好!然后開始自我介紹。
這就是徐老師給我們的第一印象:禮貌、謙遜、慈祥。以后的每一節歷史課,徐老師都以其淵博的知識、生動形象的語言、深入淺出地給我們講授古今中外的歷史,他也時常借古論今,點明規律和經驗。徐老師非常注重對學生分析問題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獨特的觀點。我就曾因做一道關于岳飛評價方面的家庭作業有“獨到”見解,而被在全班表揚。對于同學們在課后向他請教的歷史、英語以至哲學等問題,他都會和藹地為你解答。
徐老師將對右派分子的管制勞動看作是對自己身心的磨練;對每月能偶爾吃一二次肉片肉絲,覺得作為右派已是很榮幸了;對能在難得的假日里獲準到縣城的書店去買兩本書回來也會感到很幸福。
改革開放的春天,給徐老師這樣的老右派也帶來了人生的重大轉機。徐老師在蕭中教了兩學期,他的“右派”被平反了。徐老師回北京后不久,就調入北京廣播學院任教(現中國傳媒大學),教歷史和英、法語,又成了“廣院”學生非常愛戴的老師。我曾讀過北京廣院院刊上學生寫徐老師的專訪文章,字里行間充滿了敬佩與感激。很多中央電視臺、鳳凰電視臺、上海東方電視臺等廣電系統的著名節目主持人、編導或領導都曾是他的學生。離休后的徐老師也不空閑,返院任教、編書寫書,非常忙碌。他編完臺灣柏楊撰寫的《中國通史》后,還特地贈送了幾本給我。我與徐老師一直保持聯系,只要到北京出差,我必定要去看望徐老師和師母。
八十多歲時的徐老師身體健康,精力充沛,與我通電話時也說自己跟中年人差不多,連續步行一、二小時沒問題。他曾自嘲地說,這還得益于“右派”時的艱苦勞動。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鍛煉、讀報、看書、寫點東西。他的幾個昔日“右派”的兒孫,如今在國內外也都很出息,小女兒還是澳大利亞《澳洲日報》的采編部主任,孫輩中竟有二人哈佛畢業。作為存活下來的右派,徐老師的晚年是幸福的。
所以,這也要感謝偉大的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徐老師后半生的春天(注:徐老師于2017年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作為他的學生,我們也要感恩改革開放,讓一個好老師重新為祖國發光,將知識傳授給學生,同時,也改變了老師的后半生。
(作者系杭州蕭山東方液壓件有限公司辦公室原主任)
在此,我就寫寫因改革開放而改變了人生的兩個人。一個是我自己,一個是我的恩師。
先寫自己。
1978年12月,應是“改革開放”的起點。那時,我還是一名知青,正在邊務農邊準備復習迎高考。經歷了十年文革,剛剛恢復高考,知青可以參加。1974年5月,我于蕭山中學高中畢業,作為家中長子的我只有一條出路,就是響應號召,到農村廣闊天地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此,我們不評判“知青下鄉”的歷史功過。只是,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的青少年落戶到了農村,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就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扎根農村一輩子。涉世甚淺的我們并不明白艱苦的人生才剛剛開始。插隊落戶的日子肯定是清苦的,不想在此多費筆墨。那時城鎮的物資供應皆是憑票供應,農村戶口的知青不發放票證。那年代,豬油醬油拌飯,就是我們知青點幾個兄弟姐妹的大美食。文化生活的貧乏更是當時知青生活的痛點。四書五經,唐詩宋詞,以及國內外經典名著,基本上都被定性為封資修的禁書。沒書讀,偶得禁書一二,也不敢公開閱讀。處于求知旺盛期的我們很是饑渴,內心苦嘆,這輩子完了!艱苦的勞作,物質與精神的雙貧乏,以及對個人前途的迷茫未知,就是我們知青生活的真實寫照。
是改革開放,給我們一代知青提供了求學深造,返城求職等改變命運的機會與通道。它確實也改變了我的命運,我因此獲得了返城的工作機會,也獲得了通過高考求學的機會,知識改變了我的人生。至少,改變了我原本只能種地養雞的農夫人生。這也并不是說“種地養雞”不好,只是,作為生命個體的我,我覺得我的人生應該有更多的作為。1979年10月,我被“抽”上來,進入某國企工作,后又努力復習迎考,脫產三年帶薪讀書,經濟專業大專畢業。奠定了我今后幾十年從事不同行業職業生涯的知識基礎。如果,不是遇到改革開放,我或許就是個蓋間土屋找個媳婦生兩娃的農夫。
改革開放讓我的政治生命也得以升華。1989年,我光榮的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如今也將是有30年會齡的民建老會員了。加入民建,讓我有如家的感覺。民建人可親可敬,在各自的工作崗位或領域里都有不同的建樹與成績。我也一樣,一直在盡職盡力的做好本職工作。加入民建,讓我更有了一種社會責任感,積極參政議政,盡自己的微力,反映一些社情民意,發表自己的意見建議,并積極參加民建組織的各類活動。加入民建,讓我在工作與生活中更具有自我約束力。因為,我是民建會員,我的一言一行不能給組織抹黑。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對我人生軌跡的影響是光明正向且深遠巨大的。感謝改革開放的40年!
再來寫寫恩師徐守源。
徐老師是我在蕭山中學高復班時的歷史課教師。當時全國恢復高考時間不長,各科師資相當缺乏,所以,蕭中想方設法從周邊地方尋找優秀教師,徐老師就是當時的校領導“五顧茅蘆”與紅山農場領導協商“借”來的。徐老師當時還是“在管右派分子”,仍在農場勞動改造。徐老師當時不到六十歲,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藹的師長,他說普通話標準而有磁性,使他的課更有吸引力。他精通英文、法文和歷史,曾在上海、北京的著名中學執教,由于“出言不慎”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他是帶著手拷,被公安人員押送到蕭山“五七農場”(現紅山農場)執行勞動改造的。從此,住草舍,干苦活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課。右派當然是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每每有噴灑農藥之類的險活也要指定他干,火熱的太陽下沒有口罩等防護,照樣要被派去噴灑劇毒農藥。一次,當徐老師對我們全班同學談起這些往事時,熱淚盈眶,心情沉重。他對我們說:他的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學、朋友,有的不堪沉重的精神、勞作壓力,因病去逝了;有的實在難忍非人待遇,以自殺告別了人間。但他卻始終要求自己堅強、忍耐、豁達、樂觀,堅信總有一天會云開霧散。所以,他活了下來。他對我們說:苦難也是一種財富。只要想得明白,就會讓你看清事理、增長經驗、學會做人、熱愛生活。
徐老師常說,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學習歷史,就要從歷史中汲取營養。徐老師來蕭中后負責教兩個理科班的英語,兩個文科班的歷史。記得他來我們班上第一堂課時,已是深秋季節。他微笑著走進教室,脫下那頂深藍色的呢帽子輕輕地放到講臺上,并向全體同學鞠了一躬說:同學們好!然后開始自我介紹。
這就是徐老師給我們的第一印象:禮貌、謙遜、慈祥。以后的每一節歷史課,徐老師都以其淵博的知識、生動形象的語言、深入淺出地給我們講授古今中外的歷史,他也時常借古論今,點明規律和經驗。徐老師非常注重對學生分析問題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獨特的觀點。我就曾因做一道關于岳飛評價方面的家庭作業有“獨到”見解,而被在全班表揚。對于同學們在課后向他請教的歷史、英語以至哲學等問題,他都會和藹地為你解答。
徐老師將對右派分子的管制勞動看作是對自己身心的磨練;對每月能偶爾吃一二次肉片肉絲,覺得作為右派已是很榮幸了;對能在難得的假日里獲準到縣城的書店去買兩本書回來也會感到很幸福。
改革開放的春天,給徐老師這樣的老右派也帶來了人生的重大轉機。徐老師在蕭中教了兩學期,他的“右派”被平反了。徐老師回北京后不久,就調入北京廣播學院任教(現中國傳媒大學),教歷史和英、法語,又成了“廣院”學生非常愛戴的老師。我曾讀過北京廣院院刊上學生寫徐老師的專訪文章,字里行間充滿了敬佩與感激。很多中央電視臺、鳳凰電視臺、上海東方電視臺等廣電系統的著名節目主持人、編導或領導都曾是他的學生。離休后的徐老師也不空閑,返院任教、編書寫書,非常忙碌。他編完臺灣柏楊撰寫的《中國通史》后,還特地贈送了幾本給我。我與徐老師一直保持聯系,只要到北京出差,我必定要去看望徐老師和師母。
八十多歲時的徐老師身體健康,精力充沛,與我通電話時也說自己跟中年人差不多,連續步行一、二小時沒問題。他曾自嘲地說,這還得益于“右派”時的艱苦勞動。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鍛煉、讀報、看書、寫點東西。他的幾個昔日“右派”的兒孫,如今在國內外也都很出息,小女兒還是澳大利亞《澳洲日報》的采編部主任,孫輩中竟有二人哈佛畢業。作為存活下來的右派,徐老師的晚年是幸福的。
所以,這也要感謝偉大的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徐老師后半生的春天(注:徐老師于2017年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作為他的學生,我們也要感恩改革開放,讓一個好老師重新為祖國發光,將知識傳授給學生,同時,也改變了老師的后半生。
(作者系杭州蕭山東方液壓件有限公司辦公室原主任)





